暴力催收賭債，法律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10日零時許，顧某糾集程某、酈某等人，至某小區(qū)內，向王某索要賭債未果，程某等3人遂共同毆打王某，致其頭、面、眼、頸等部位多處受傷，經鑒定構成輕微傷。在此期間，顧某僅在旁觀看，沒有其他行為。
2020年7月30日，程某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五個月。2020年8月6日，酈某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2021年2月，公安機關將顧某抓獲，后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認為，顧某伙同他人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構成催收非法債務罪，遂于2021年4月提起公訴。起訴前，顧某向被害人賠償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最終，法院以催收非法債務罪判處被告人顧某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
【爭議焦點】
根據2021年3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加的刑法第293條之一規(guī)定，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的，構成催收非法債務罪。本案行為發(fā)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前，訴訟過程跨越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前、實施后。同案犯中，有的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前被判尋釁滋事罪，有的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前被以尋釁滋事罪立案偵查、批準逮捕，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后，被以催收非法債務罪提起公訴和判決。在本案處理過程中，對以下問題存在不同認識：
1.“賭債”是否屬于催收非法債務罪中的“非法債務”？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罪中的非法債務，除了常見的高利放貸，也包括賭債、嫖資以及基于毒品交易等違法犯罪活動產生的債務，該罪要件中的“等”應作“等外”理解。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罪中的非法債務限于“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為控制入罪范圍，對此處的“等”應作“等內”理解，“賭債”不屬于本罪中的非法債務。
2.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非法債務的“情節(jié)嚴重”如何認定？
第一種意見認為，構成催收非法債務罪，應當達到“情節(jié)嚴重”程度。在當前法律對此尚無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對“情節(jié)嚴重”應當與尋釁滋事罪中隨意毆打他人的“情節(jié)惡劣”予以同等把握。
第二種意見認為，雖然“情節(jié)嚴重”可以參照尋釁滋事罪隨意毆打他人的“情節(jié)惡劣”來把握，但不能直接套用，而應當在適當降低標準后參酌適用。
3.催收非法債務罪與其他犯罪競合如何認定？
第一種意見認為，構成催收非法債務罪并不同時排除原有相關罪名對該行為的評價，具體論處時，應當根據犯罪競合理論處理。
第二種意見認為，增設催收非法債務罪的目的，就是對原來達不到尋釁滋事罪入罪標準，且社會危害性達到需要刑法處罰程度的行為，以本罪論處，因此，構成本罪的，原則上就不應當再同時成立尋釁滋事罪。
暴力催收賭債屬于催收非法債務
上海市靜安區(qū)人民檢察院顧文
司法實踐中，賭債是否屬于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的標準如何把握、催收行為和其他犯罪競合后如何認定，對此，目前尚未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就本案而言，我們認為除高利放貸外，賭債、嫖資以及基于毒品交易等違法犯罪活動產生的債務，也屬于催收非法債務罪中的“非法債務”；行為同時符合催收非法債務罪與尋釁滋事罪構成要件的，應根據“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以催收非法債務罪論處。具體理由如下：
關于催收非法債務罪中“非法債務”的范圍。我們認為，本案所涉“賭債”屬于催收非法債務罪中的“非法債務”。本罪中的“非法債務”應當不限于高利放貸產生的債務，還包括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理由如下：
一是從刑法修正案（十一）規(guī)定的本意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審議稿對催收非法債務罪進行了三次修改，前兩次均規(guī)定非法債務的范圍是“高利放貸等產生的債務或者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第三次修改為“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由此可見，修改的目的，不是為了將“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排除于本罪名的規(guī)制，而是通過將“高利放貸等產生的債務”與“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統(tǒng)一于“非法債務”之下，這樣既強調“高利放貸等產生的債務”的非法性，又在文字上實現精簡。因此，對此處的“等”應當作“等外”理解，即根據實踐中的情況，包括賭債、毒債等違法犯罪行為產生的債務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產生的債務。
二是從司法解釋的邏輯體系看。2000年最高法《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中規(guī)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放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币虼耍痉ń忉屢恢睂ⅰ案呃刨J”產生的債務與賭債等違法犯罪活動產生的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作同等對待，故在理解催收非法債務罪中“非法債務”范圍時，也應遵循相同的解釋邏輯。
關于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標準。我們認為，對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非法債務的，認定其“情節(jié)嚴重”時，可以參照適用尋釁滋事罪中隨意毆打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標準。主要考慮以下因素：
其一，參照適用符合法條邏輯。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催收非法債務罪作為刑法第293條之一，置于第293條尋釁滋事罪之后，說明兩者在規(guī)制對象上具有相當的契合性，均擾亂了社會公共秩序。因此，對催收非法債務罪參照適用尋釁滋事罪的相應入罪情形，符合立法邏輯。
其二，參照適用符合立法原意。從行為性質看，與尋釁滋事罪的“無事生非”不同，催收非法債務行為背后，客觀存在著債務關系，所以可以理解為，刑法在尋釁滋事罪之外單獨設置催收非法債務罪，是為了避免以尋釁滋事罪這一重罪論處催收非法債務行為。因此，催收非法債務罪的刑罰配置明顯輕于尋釁滋事罪?；诖耍覀冋J為，在參照尋釁滋事罪中隨意毆打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標準，認定使用暴力方法催收非法債務罪“情節(jié)嚴重”時，不宜再對相關標準作進一步的降低處理。具體到本案，在犯罪預備階段，顧某實施了糾集行為，在犯罪實行階段，顧某雖然沒有動手，但其對同伙傷害行為應具有概括的認識，主觀上對犯罪結果具有放任的態(tài)度，且具有阻止義務，卻未對同伙毆打行為予以阻攔。因此，根據上述規(guī)定，本案中顧某為索取賭債毆打被害人致其輕微傷屬于“情節(jié)嚴重”。
關于催收非法債務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競合問題。我們認為，刑法增設催收非法債務罪，系將其從尋釁滋事罪中獨立出來，實現對此類行為的精準懲治。因此，兩者之間是包容的法條競合關系，催收非法債務罪包容于尋釁滋事罪，應該優(yōu)先適用。本案中，被告人顧某的行為發(fā)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前，司法處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實施后。因此，在行為實施時，構成尋釁滋事罪；在司法處理時，同時符合尋釁滋事罪和催收非法債務罪的構成要件，根據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以催收非法債務罪論處。這樣處理，也符合“從舊兼從輕”的刑法溯及力原則。
遵循立法目的準確界定催收非法債務犯罪
催收非法債務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之一，在2020年6月第一次公開征求意見時，本罪即已被列入“草案”。無論是否將之歸功于積極主義刑法觀，催收非法債務罪無疑是刑法介入社會治理的代表性罪名。
催收非法債務罪立法目的
關于本罪的立法目的，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說明》（下稱“草案說明”）中曾指出：“為進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改革，維護金融秩序，保護人民群眾利益，擬進一步完善刑法有關規(guī)定：……三是，嚴厲懲處非法討債行為。總結‘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實踐經驗，將采取暴力、‘軟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貸產生的債務以及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并以此為業(yè)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笨梢?，本罪是高利貸等相關金融犯罪的衍生犯罪，立法動因是總結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以來打擊治理涉黑涉惡違法犯罪的刑事司法經驗。例如，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下稱“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7條規(guī)定“為強索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傭、指使他人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等手段尋釁滋事的，構成尋釁滋事罪；同時在“依法打擊非法放貸討債的犯罪活動”一節(jié)規(guī)定“采用討債公司”“地下執(zhí)法隊”等方式討債的，還可構成黑社會性質犯罪。
上述指導意見基本確立了“掃黑除惡”行動中催收非法債務行為的司法應對方向，在此后“兩高兩部”《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均對強索“非法放貸產生的債務”“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以及“套路貸”中的“軟硬兼施索債”等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敲詐勒索罪等。換言之，催收非法債務的行為方式不同，侵害法益內容不同，則適用的罪名也有所區(qū)別，其侵害法益具體包括社會管理秩序、人身自由、住宅安寧、財產權利等。在對催收非法債務行為進行三年的應急司法之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了獨立的催收非法債務罪，從立法上為實現常態(tài)化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據。催收非法債務罪要求“使用暴力、脅迫方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等三類催收非法債務的行為，從行為構成要件上可以看出，本罪侵害的仍是人身自由、住宅安寧、社會公共秩序等法益；就作為催收的第一對象即“高利放貸產生的債務”來說，本罪當然還間接涉及“草案說明”中的金融秩序法益，本罪也是金融犯罪的次生危害犯罪，設立本罪符合“綜合治理”“齊抓共管”的政策精神。所以，根據立法原意以及沿革解釋、目的解釋的方法，在教義學上可將催收非法債務罪的保護法益概括為公民個人生活安寧和社會公共秩序。本罪的立法目的是用專門罪名承接涉及尋釁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的催收非法債務行為，旨在罪刑規(guī)范嚴密化，以消除適用尋釁滋事罪等罪名而導致的量刑過重問題以及尚不構成其他罪名而導致的刑法漏洞問題。
催收非法債務罪定罪原理
新增犯罪的解釋適用除了考察立法目的之外，必須遵守刑法文義，囿于立法技術，刑法條文可能有助于實現該目的，也可能與該目的存在偏差，因而罪刑法定原則便成為定罪的第一原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的諸如催收非法債務罪、高空拋物罪、妨害安全駕駛罪等均旨在從“刑法的明文規(guī)定”層面進一步實現罪刑法定。根據刑法第293條之一，催收非法債務罪包括三個基本構成要件要素：一類催收對象、三類催收行為以及一個罪量要素。
第一，關于本罪催收對象的解釋。罪名中的“非法債務”是“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關于本要素的解釋包括兩個問題。一是，何謂“高利放貸”？“高利放貸”在刑法和民法上存在不同的認定標準，如，“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對非法放貸的界定是實際年利率超過36%，最高法《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對民間借貸的法律保護利率為4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鑒于上述刑民司法文件的規(guī)制范圍各不相同，因而刑法上的“高利放貸”宜以實際年利率超過36%為限。這既尊重了民間借貸法律保護利率的前置化，不違背民刑法秩序統(tǒng)一，也避免了刑法打擊范圍的擴大化，且兼顧了刑法內在體系的一致性。何況，刑法修正案（十一）舍棄了“草案”一審稿、二審稿確定的“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之表述，“高利放貸”的刑法標準高于民事司法解釋關于民法不予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標準，也符合刑法之文義。二是，何謂“等產生的非法債務”？由于本罪中的“等”字之前僅有“高利放貸”，因而這里“等”的范圍只能是“等外”而不可能是“等內”，否則“等”字就是多余。但是，它并非是一切“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而應理解為“債務”產生的原因非法，即因行政違法或犯罪行為而產生的“債務”，不是單純“民法不予保護”的債務。催收非法債務罪是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產生的罪名，極易滋生黑惡勢力的涉賭、涉毒等違法犯罪行為產生的債務，可以被認定為“非法債務”。
第二，關于本罪行為要件的解釋。催收非法債務罪侵犯的法益是公民個人生活安寧和社會公共秩序，本罪增設之后，使用上述三類方法催收非法債務的行為，不再認定為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否則本罪毫無增設之必要。換言之，本罪是上述三罪在催收非法債務方面的特別化。首先，第一項中的“暴力”是針對人身的傷害，與刑法第293條中“毆打”意思一致；“脅迫”是旨在造成被害人恐慌的威脅方法，與第三項中“恐嚇”意思一致，即“脅迫”包含于“恐嚇”。其次，“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與刑法第238條中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意思完全相同，“限制”與“剝奪”在侵害人身自由法益的質量上并無多大差異；而“侵入他人住宅”與刑法第245條中“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也應作同一理解。最后，“恐嚇、跟蹤、騷擾他人”中“恐嚇”即尋釁滋事罪之“恐嚇”；而“跟蹤、騷擾”既包括尋釁滋事罪之“追逐、攔截、辱罵”，也包括刑法從未納入規(guī)制范圍的其他跟蹤、騷擾行為，其本質是對個人生活安寧以及公共秩序的侵擾。
第三，關于本罪“情節(jié)嚴重”的解釋。“情節(jié)”要素在“一審稿”中曾分別被置于具體行為中：原第二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情節(jié)較輕”和原第三項“恐嚇、跟蹤、騷擾他人，情節(jié)嚴重”?！岸徃濉焙汀白罱K稿”將之提到三項行為之前，將“情節(jié)嚴重”作為本罪的整體評價要素。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各項行為尚未達到刑法所要求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需要附加額外的評價門檻。因此，“情節(jié)嚴重”本質上是提升客觀不法性的要素，應避免將“受過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等類似標識人身危險性、預防必要性的主觀因素納入“情節(jié)嚴重”的范圍。由于催收非法債務罪的法益與尋釁滋事罪具有一致性，且三類催收行為與尋釁滋事罪具有交叉性，本罪是從尋釁滋事罪中脫離出來的新罪，針對“暴力、脅迫”“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情節(jié)嚴重”，可以參照適用尋釁滋事罪“隨意毆打他人，情節(jié)惡劣”“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jié)惡劣”的認定標準。對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與“侵入他人住宅”之“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可以參照《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6條、第7條規(guī)定，且本罪的主刑最高刑與非法拘禁罪的基本犯以及非法侵入住宅罪也完全相同，因此，參照適用后二者的立案追訴標準也符合罪刑均衡原則。
催收非法債務罪司法適用
催收非法債務罪屬于新罪輕罪，司法適用上還應注意罪數關系以及刑法溯及力問題。具體而言：
首先，本罪是“催收非法債務罪”而不是“非法催收債務罪”，因而使用第293條之一規(guī)定的相同行為催收“合法債務”的，不認定為本罪，更不能“拔高”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其次，本罪是以尋釁滋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的方式催收非法債務的犯罪。結合本罪的上述行為要件、人身與公共秩序復合法益以及最高法定刑的設置，催收非法債務罪與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基本犯）、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法條（交叉）競合關系，以刑法第293條之一規(guī)定的三類行為催收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jié)嚴重的，直接以本罪論處，而不再認定為上述三罪。否則，將違背立法目的，導致定罪上的混亂。本罪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實踐經驗的產物，是對多個刑事司法文件的法律適用意見之整合，即一個催收的行為原本可能觸犯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數罪，但本罪增設后，上述三罪對應的行為轉入催收非法債務罪一罪。
再次，實施催收非法債務行為同時觸犯本罪與敲詐勒索罪、搶劫罪等財產犯罪的，應當從一重罪論處，不能因“事出有因”而排除財產犯罪的重罪適用。催收非法債務罪侵害的法益是個人生活安寧和公共秩序，不包括財產法益，這決定了本罪的既遂標準只能是上述人身法益和社會秩序法益的危害程度。刑法修正案（十一）刪除“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是為了調節(jié)本罪與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的關系，而非本罪與其他所有犯罪的關系。就如同催收非法債務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故意殺人的，已超越了本罪的構成要件和法益侵害，當然須適用更重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催收非法債務與“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互斥關系，“暴力”“脅迫”“恐嚇”若達到敲詐勒索罪、搶劫罪的法益侵害程度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構成敲詐勒索罪、搶劫罪，可以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最后，催收非法債務罪與尋釁滋事罪存在明顯的刑罰輕重關系，適用刑法第12條規(guī)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本罪是在催收非法債務的領域承接替代尋釁滋事罪的特別罪名，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前的催收非法債務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審理的，應選擇適用輕罪即催收非法債務罪。也正是基于這種關系，相同催收行為若不構成本罪的，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也不能再“退回”“拔高”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